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学术动态
浅析二战后泰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
作者: 来源: 日期:2015-04-09 13:10:08 浏览: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十多年的风云变幻,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因各国的国情不同而各有差异,其中泰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独具特色。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试对泰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以期对华侨华人史、泰国当代史、中泰关系史的研究作些许补充,对政府制定侨务政策提供点参考。

一、二战后泰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华侨华人社会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华侨华人人口构成的变化

根据《暹罗王国统计年鉴》和《泰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华侨人口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侨社会呈现出人数逐年减少和老龄化的特点。1947年华侨人口有476,582人,占泰国总人口的2.73%。1950年华侨人口急剧增加,达1,099,084人,占泰国总人口的5.60%。这是自1919年泰国有华侨人口统计以来的最高统计数字。此后华侨人口逐年减少,1960年有409,508人,占泰国总人口的1.56%;1970年有311,093人,占泰国总人口的0.90%;1980年有294,059人,占泰国总人口的0.63%;1990年有250,043人,占泰国总人口的0.44%。1992年有241,088人,只占泰国总人口的0.42%。1此外,华侨年龄老化严重。50岁以上的人口在华侨人口中的”3

    关于泰国华人和华裔的人数,有人说,现在居住在泰国的华人与华侨估计约600余万人(包括华侨21万余人),在泰国6000余万人口中,约占1/10。4又有人说:“—般估计,如果将有中国血统的华裔也算在内,那么在泰国的华人、华侨、华裔要占其人口的20%左右,约有1000万。”5实际上,无论是600余万还是1000万的估计数都值得怀疑。如果将凡有中国血统的人都算为华人华裔的话,泰国政府根本无法进行统计。原因有三:1,关于中国移民的人口档案不健全。20世纪初泰国政府才有华侨人口的统计和出入境人口记录。2,原泰国国籍法规定,取得泰国国籍的华侨是泰籍华人,泰籍华人的子女即为泰籍泰人。现泰国政府采用政治民族理念,不再以血统、文化、宗教等为标准细分国内的种族或民族,规定凡加入泰国国籍者就是泰籍泰人。由此,从严格的政治法律角度看,泰国社会实际上已不存在所谓的华人或“华族”,只有中国血统的泰籍泰人。3,至于中国血统的泰籍泰人的认定,由于泰国政府十多年前取消了血统记录,泰籍泰人原有血统的记录已无从查阅。所以,从政府的人口档案资料中根本无法得到准确的华人华裔人口数字,甚至是估计数字的依据。对泰国居民进行社会调查也难以进行。融合于泰国社会年代久远的有中国血统的人不少已不知其家谱。有的虽知家底,又会因种种原因,不愿承认其中国血统。因此,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同,泰国的华人华裔人口无精确统计数据。

第二、华人华裔政治方面的变化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曾指出:“基本上东南亚华人经过几代繁衍,对于当地的认同是相当牢固的,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6这个结论完全适用于泰国。如今所有具有泰国国籍的华人华裔都自豪地称自己是泰国人,并按照泰国法律享有公民的合法权益,进入了主流社会,不仅活跃在泰国的经济领域,而且积极参与泰国政治。不少人通过选举步入政坛。成为政府要人,泰国前总理川•立派、现任总理他信都是典型例子。值得关注的是,泰国华人华裔并不是以泰籍华人或华族的法律身份参与泰国政治的,而是以泰籍泰人的法律身份组建政党、参加选举、走上政坛的。

    华人华裔对泰国的政治认同不仅仅表现为履行归化手续,实现法律身份的转换,而是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了理性的高度。泰国华人伍启芳女士曾撰文明确表态:“中国是我们的‘根’之所在。但也应该确认我们已经分枝落叶在泰国”,“虽然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但是我们却生于斯,长于斯,且可能永远生活于斯,所以我们几乎已百分之一百归化为泰籍,所以我们要崇敬泰皇,忠爱泰国及遵循泰国法律;并以保存和发展泰国文化为主,绝不崇洋媚外,如此才能融入泰国生活和社会,并将自己的成就回馈给泰国社会。”7

第三、华侨华人经济方面的变化

    随着华侨的归化以及华人成为泰籍泰人,在泰国根本不存在所谓华侨华人控制泰国经济和“华人经济”的现象。华侨华人经济、尤其是华人经济事实上与泰国经济完全融为一体,不可分离。这一现实已得到国际上许多学者的关注与承认。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研究院副教授末广昭在其论文《战后泰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商业银行家、工业巨头和农产企业集团》中指出:“虽然泰国主要的国内资本家集团一直都是华人,但他们基本上都在当地出生,加入了泰国国籍并使用泰国语言;年轻一代的企业领导人完全是在泰国学校接受教育。与战前的时期不同,大多数华人企业领导人都与该国有着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有鉴于此,我不把这些资本家定义为外国商人,而是把他们列为‘国内’或泰国‘商人’。”8

    在行业分工方面,二战后传统的华侨华人垄断工商业,泰族人从事农业和自由职业的民族分工模式已经打破,除农业中泰族人仍占优势外,泰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各行各业都是泰族与华侨华人共同参与。

    在经营管理方面,华侨华人的公司、企业在战后开始将传统家庭经营方式转变为现代企业经营模式。“与战前时期不同的是,这些企业不是由单一家族经营,它们从更大的范围来物色领导人和招募股东。”9即企业股票在泰国证券市场上市,股东包括华侨、华人、泰族人甚至其他国籍的人。其雇佣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也向全社会招聘,不分种族。并且,“这些新资本家集团更加不依赖于政治庇护和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10

第四、华侨华人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

    除了华侨仍保持着中国姓氏外,泰国华人华裔的中国姓氏已完全为泰国姓氏所取代。如:郑姓演变成郑差沛汶、郑差哇尼、郑差鲁威吉等。有的泰国姓氏来自历朝历代国王的赐予,大部分则取自于泰语中吉祥如意、勇敢智慧的词汇。华人华裔甚至于像泰人一样,从小就取一个单音节的小名。小名的使用时限和范围与中国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不仅终生使用,而且可供老师、同事、上司称呼,只有在极正式的场合,才使用大名。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新住宅区的建设,华侨华人聚居的情况已有所改变。以曼谷为例,不论在市中心的商业繁华区还是在市郊的新兴住宅区,华侨华人与泰族人杂居一处的状况比比皆是,纯粹的华侨华人社区已不复存在,即使是在“唐人街”上。

    现在泰国华侨华人的各类社团组织更加种类繁多,全国至少有700个以上,仅首都曼谷一地,向政府注册登记的就有230多个。与二战前相比较,这些团体发生了许多变化:1,除了以血缘、地缘、善缘、业缘为纽带的同乡会、宗亲会、行业公会、慈善组织、宗教团体等传统社团外,诸如研究会、同学会、合唱团一类的其他组织明显增多。甚至出现了“泰人华裔协会”这样的社团。这些新型社团的成员超越地域、血亲、甚至种族的范围,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尤其是泰人华裔协会以泰人自称,与以往华人社团以侨团自称、以中国祖籍地名冠名完全不一样,表现出本地化特点。2,随着1971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和1981年世界潮人大会的建立,华人社团出现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显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3,传统社团的领导和成员原多是旅居泰国的华侨,现他们大多归化泰国。有理由认为,原先的侨团现多是名副其实的华人社团。4,华侨华人的后代们,特别是不从事商业工作的一般不参加传统社团的活动,而更热衷于跨地域、跨种族的新型社团。因此传统社团的会员不仅年龄趋于老化,而且人数有限。5、传统社团的任务有所改变。同乡会、宗亲会等社团曾把帮助同乡在泰国落脚安身视为己任。潮州会馆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写道:“当年乡人从唐山来泰,都由潮馆及报德善堂予以帮助,尤其代为担保入境及解决各种困难”。11在中泰两国无邦交时,中华总商会甚至要为来往于中泰两国的中国移民办理出入境手续。现在这些社团只起着人际关系的纽带作用、平衡作用,“行业公会多协调同业之间的矛盾。同乡会重在乡亲间的婚丧喜庆、子女就学、以及协调解决乡亲间的困难、沟通与祖籍故乡的联系等。宗亲会每年举行的春秋两次祭祖活动,被认为是对华人后代进行认根,不忘祖宗的主要形式。慈善机构的主要任务在于优恤救灾,收容孤寡。126、社团的服务对象已扩及至泰国全社会,为泰国社会增添福利、减轻民众痛苦。最为典型的当数华人慈善机构——报德善堂。华侨报德善堂正式建立于1910年,先是收殓无人认领的中国移民尸骨,照料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如今的服务宗旨是“人无分中外,地无分远近,灾无分大小”,积极参与泰国全社会的慈善救济工作。泰国枢密院主席讪耶•探玛塞教授称“报德善堂现在已成为泰国从事伟大公共慈善事业的最大机构。”137、社团活动与泰国政治、经济发展相联系。1997年泰国爆发金融危机,政府发起“泰人助泰”运动。泰华九属会馆立即响应,在1998年1月10日第398次首长月会上决定联合捐献“泰人助泰”基金。潮州会馆先后捐助的基金共计239万铢。”

    在教育方面,“如今的华人华裔具有硕士、博士的教育水平已不稀奇,在泰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部门占据了显著的位置。”14可不同以往的是,50年代以后华侨华人子弟大多数毕业于泰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或到欧美国家留学,精通泰文和英文,只有极少数被送到中国接受教育,能听说读写华文。笔者在一次午餐时,先后与11位朱拉隆功大学的教师同桌。其中8位具有中国血统。8人中的5人属华侨的第三代,3人为第二代。可无论第三代,还是第二代都己不会讲华语。还有一个事实也很有说服力。近些年来不少老华侨离开人世,家里留下大量中文书籍资料。其后人中不乏硕士、博士,却多不懂中文。有的子孙把书籍资料捐给了社团,希望能有所利用,也有许多价值连城的中文书籍资料流进了废纸堆。

    曾盛极一时的“华校”如今已为“民校”所代替。民校的办学宗旨已不再是为了保持中国文化的传承,而是为泰国国家发展培养人才。以创办于1992年的华侨崇圣大学为例,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品学兼优的专业人才,为泰国社会作出更大贡献。”15这华人华侨举办的高等学府完全是为泰国国家培养人才的教育结构。此外,虽然目前民校办学经费仍主要由华侨华人企业家赞助和各界捐助,但民校的学生来源已不同以前。民校招生时无种族、民族区分,面向全体泰国儿童,毫无中国血统的泰人子弟也同样可以进入民校就读。民校按泰国教育部的规定设置课程,既不以华文为教学语言,也不以华文为主要课程,即使在泰国政府放开华文教育的情况下,华文也只作为外语课程。

    至于泰国社会目前形成的学习华文的热潮,有人誉之为二战后泰国华文教育的第二个“春天”。这个“春天”萌芽于70年代初。1972年朱拉隆功大学率先开始教授中文课程。80年代后泰国政府逐渐放宽对华文教育的限制,1992年宣布全面开放华文教育。90年代以来泰国大、中、小学纷纷设置中文课程,教授中文课程的学院、学校、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法政大学、华侨崇圣大学、商会大学、孔敬大学、兰甘杏大学等院校均设有中文的硕士、学士课程。社会上学习中文的人数亦日见增加。仔细分析,华文教育的第二个“春天”完全不同于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不同之处表现在五方面;1,二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与泰国建立外交关系,令备受“排华”政策之害的华侨华人扬眉吐气。他们大办华校,希望自己的子孙学习和继承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带有比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90年代的华文热则是在中泰友好关系不断发展,泰国与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频繁的条件下产生的。1999年11月泰国教育部长秘书颂博•乔披集表述得很明确“华文对于泰国的未来将与英文同样重要,因泰中两国各方面交流越来越频繁。”16显然,目前的华文热是应泰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之需而兴起的,符合泰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华侨华人民族主义的产物。2,1945年后的华文是作为泰国华侨华人的民族语言文化定位的。第二次华文热时,中文在泰国已被列为一门外国语,地位与英语相同。这一点泰国的决策层早有定论。1972年批准朱拉隆功大学教授中文课程时,国务院长他侬就强调“华文华语应该列入大学文学系中,作为外国语文科目之一来教授。”171999年泰国教育部也是把华文列为大学入学外语考试选择科目的。3、与40年代末不同,90年代学习者掌握中文的目的在于其实用性。而非注重其民族性。这便是目前泰国学习中文者人数众多,且包括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原因。华人华裔学习中文,也许会多几分亲切感,但决不会把自己的政治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与中文相挂钩。4、在第二次华文热中,华人社团积极倡导华文教育的目的不是以中国文化来取代泰国文化。潮州会馆主席周鑑梅说得很清楚,全力发展华文、振兴华教的重点在于:“学习并充实华文的基础能力,使之成为良好的语文工具,为泰国的政经发展作出忠诚卓越的贡献。”185、两次华文热的条件不一样。对二战结束时的华文教育,中国政府积极干预。国民党政府驻泰大使李铁铮不但制定出扩大华文教育的新计划,而且指定大使馆文化处负责管理泰国的华文学校。华文教师有来自中国的文化人、大学生,也有泰国华侨自己培养的师资。学生基本上是华侨子弟,在家中受中国文化熏陶,华文基础较好。现在的华文教育是由泰国政府主导,泰国教育部制定培养师资、课程设置等计划,负责组织编写教材等。由于多年对华文教育的限制,泰国不但中文师资严重缺乏,而且学生(包括华人华裔)的中文基础普遍较差,。华侨崇圣大学中文学系每年主修中文的学生中有中文基础的仅占15-20%。19

    华文新闻舆论向来被认为是华侨华人保持和维护中国文化的阵地。华文报刊在銮披汶政府和沙立政府时期曾遭到封杀,1975年中泰建交后才逐步恢复。至今全泰国共有七份华文报纸,日销售量近10万份。虽然从报纸的栏目设置看,华文报纸恢复前后的变化并不大,但是报纸的许多方面已根本改变。首先,华文报刊的负责人和编辑、记者基本上都是泰籍泰人。其次,华文报刊的采编队伍缩小,人员年龄老化,缺少中青年,后继乏人。读者群也如此,只有学过中文的老一辈华侨华人和60年代以后到泰国投资经商的新加坡、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客商、留学生。读者群的萎缩不但减少了报刊的发行量,从而影响报社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在泰国的舆论界中地位衰落、影响有限。再次,报刊以泰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为其报道的主要内容,在有关中国的报道时,是站在泰国人的立场上发表意见,力求不卷入中国内政。各报之间因政治观点而展开针锋相对的笔战已不多见。因此,有人说“在泰华报坛史上,各华文报能臻于团结的,要肯定现在的星暹、世界、中华、京华、新中原、亚洲六大华文报了。”20

二、促成华侨华人社会变化的主要原因

    促成泰国华侨华人社会变化的原因种种,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文化的,既有泰国方面的、中国方面的、中泰关系方面的,亦有国际局势方面的。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20世纪初以前中国移民及其后代自然融合于泰国社会的模式奠定了战后华侨华人社会变化的基础。

由于中泰两国是近邻,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据中国史料记载,早在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中国的航船就到过现今泰国的地域。大约15世纪开始,中国人因经商和其他原因在泰国定居下来的人数便日益增多,并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上半叶形成高潮。中国人移民泰国没有受到泰国社会的排斥,其自然融合于泰国社会的时间之长、程度之高在东南亚国家中绝无仅有。自素可泰王朝始至曼谷王朝历经数百年,自然融合的过程未受西方干扰,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融合程度之高表现在上至王族,下至百姓,中泰民族间相互通婚。两个民族互为亲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泰国国王拉玛七世的讲话即是明证。佛历2470年(1927年)3月他在视察华人学校时称:“泰人血统与华人血统也已合而为一,密不可分。过去和现在正在任职的华裔血统高级官员为数众多,在泰国安家落户以致变成泰人的华裔也为数众多,就连朕本人也搀有华人血统。因此,泰人和华人相互交融、亲密相处已有悠久的历史。”21可以说,自然融合既是中国移民融入泰国社会的主要方式,又是泰国社会接纳中国移民的传统。它奠定了战后泰国华侨华人社会变化的基础,决定着泰国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走向。

    第二,20世纪初泰国政府的移民政策起到了规范和鼓励华侨华人融合于泰国社会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民族国家、主权、国籍、公民等意识和观念传入泰国。国籍的法律认定成为了泰国政府规范中国移民及其后代的政治身份、促其完全融合于泰国社会的首要问题。本无国籍之说的泰国于1913年4月10日颁布实施第一部国籍法。国籍法规定下列五种人属泰国国籍:(1)父为泰国人,不论其出生于泰国或外国者;(2)父无可考,其母为泰国人者;(3)出生在泰国者;(4)外国妇女依习惯法嫁与泰国人为妻者:(5)外国人依归化法取得泰国国籍者。显然,泰国这部《国籍法》是血统主义与出生地主义的混合体。它将血统主义原则应用于泰国人,而将出生地主义原则应用于外国移民,规定凡在泰国境内出生的人,不论其父母属何国籍,均为泰国公民。泰国政府对出生于泰国的华侨后代的法律身份认定,完全消除了华侨社会靠人口自然增长发展扩大的可能性。针对来自中国的华侨,泰国政府出台《归化法》,规定:成年者,品行端正、有固定职业、曾在泰国居住十年以上,能通晓教育部规定的泰语文程度者可申请加入泰国国籍,为华侨融合于泰国社会大开方便之门。

    为促进华侨华人及其后代对泰国的政治认同,泰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将个人国籍与其个人及子女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相联系。如规定:父母是泰籍,子女才可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当政府职员。如果父母是中国籍,即使是在泰国出生的人也只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可以当军警,但不能当军官、警官。非泰籍的人不能在泰国拥有永久产业。

为加快华人及其后代泰化的步伐,1913年的法律规定,具有泰国国籍的公民必须使用泰姓泰名,姓氏世代留传。这样,出生在泰国的华侨子女在得到泰国国籍的同时必须放弃其中国姓名,改用泰姓泰名。归化为泰国国籍的华人也理应改用泰姓泰名。为鼓励华人及其子女使用泰姓泰名,法律还规定,父母在户籍上用泰名的,可以进士官学校,可当军官,同当地人完全一样。如父母在户籍上用中国名的,则不能进士官学校,不能当军警官员。参加竞选时,在户籍上用泰名的华人小学毕业即可;在户籍上是中国名者,则要初中毕业才有资格参加竞选。

为加强华人及其后代对泰国文化的认同,泰国政府采取将华侨华人自办的华校纳入政府教育系统的政策。1918年泰国政府出台第一份《民校条例》,以民校的名称取代华校。条例规定民校必须向教育部登记;必须教育学生使其能相当流利地读、写及理解泰文:必须安排学生学习公民课;课程必须安排至少每周3小时的泰文:外国教师必须经过泰文考试;所用教材教具,教育部长有权进行干预。1921年泰国政府颁布《强迫教育条例》,规定在泰国出生的儿童,7岁至14岁必须接受暹文(泰文)初级教育4年,考试不及格者须延长其学习时间。1936年的新民校条例除重申须使学生能读写泰文、具备有关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的规定外,提出必须以泰语授课的要求。这样,泰语不仅成为了华校的必修课程,而且成为了教学用语。在加强泰文教育的同时,泰国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华文教育。1933年泰国政府规定:每周华文授课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并且把华文列为外文。由于接受了全面完整系统的泰国教育,即使华侨子女在华侨自办的学校里也必须从小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无形中华侨子弟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融合于泰国社会的速度也越快。

    不可否认,以上泰国政府的法令法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并且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响应和认可。但这些政策却顺利推行,其中有两点不可忽视的因素;一,这些法令法规是建立在中泰人民几百年的自然融合基础之上的,中泰民族之间不存在种族歧视和对立。二,法律规范的目的是促使中国移民及其后代融合于泰国社会,而不是将其排斥于泰国社会之外。从法律上看,无论愿意与否,在泰国出生的华侨子女自然而成泰籍泰人。从社会职业上看,政府对归化的泰籍华人还有从政从军的限制,泰籍泰人则享有泰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可在政经军警各行各业执业。这样的政策自然促使华侨在选择国籍和生养子女方面不得不权衡利弊,一般多愿意在政治上认同于泰国,在经济上依存于泰国,在文化上融合于泰国社会。

第三,20世纪泰国政府的三次“排华”浪潮从反面迫使华侨华人加快了融合于泰国社会的步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銮披汶政府对外实行亲日政策,对内推行唯国主义政策,迫害华侨华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政策,如采取成立国营企业的方式兼并华侨华人企业,以打击华商。政府实施《新国税法》,把所得税和店铺税归由外侨商人承担,并提高各种营业执照税。1942年政府颁布《保留职业条例》,规定为泰人保留职业27种,排斥在工厂和某些行业工作的华侨华人。1941年政府公布“划定地区禁止外侨居留法令”,将18个府划为禁区,令华侨限期迁出,造成大批华侨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政府无情摧残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1938-1940年间封闭了242所华校,另有51所被迫自动停办,全泰国293所华校无一幸存,所有华文报刊仅存《中原报》一家。在政治迫害、经济歧视和文化限制的情况下,华侨归化泰国的人数急剧增加,1935-1940年间华侨改隶泰籍的仅538人,1941-1944年就增至3625人,22创下改籍人数最多的纪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銮披汶政府采取了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再次掀起“排华”浪潮。“排华”的法令一是严格限制移民:1949年规定中国人每年入境限额200名,后又减为100名。此后中国人移居泰国的人数锐减。二是限制归化:1952年政府将外侨每年登记费从1949年的20铢提高到400铢,并把归化的居留时间从5年增加到10年。三是歧视泰籍华人:1951年选举法规定,父为外侨而在泰国出生的获泰国国籍的公民,只有接受泰国教育达到高中三年级或在政府部门工作至少5年者,才可有选举权。1952年规定,禁止父为外侨的泰国公民取得土地权。1953年修改国籍法,规定在泰国境内出生的但母为外侨者不能自动获得泰国国籍。同年出台的兵役法,不准父为外侨的泰国公民服兵役。四是在经济领域推行种族隔离,打击华侨华人经济:1949年、1952年连续颁布两份《保留职业法令》,1956年又执行《扶助泰人职业条例》,把华人擅长的一些职业保留给泰人。1947年颁布实施《统制部分货物出口法令》,使经营米业、禽蛋等业的华商处境艰难。五是限制华文:政府颁布法令“商场上往来的单据应以泰文誊写,不然如有纠葛,有关当局(警署及法庭)将不受理。这么一来,华文的地位在泰国已降至可有可无地位。”23

    1957—1973年沙立、他侬军人政权时期,华侨华人对泰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舆论甚嚣尘上,政府大肆搜捕左翼人士,1959年1月颁布革命团第53号布告,严禁在泰国售卖中国商品,严禁泰国公民前往中国。沙立政府的《保留职业法令》,把禁止外侨从事的职业增加到64种。1963年颁布管制外侨职业条例,执业者必须向商业厅履行申请登记手续。这项政策使华侨就业遭遇困难。华人社团不得不协助华侨解决。据统计,报德善堂“协助办理劳工登记人士达十余万之众。”“而潮州会馆“协助华侨乡亲会员,办理商业及劳工登记者共四千接受强制同化的方式。再次,它转变了泰国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方向,将政府积极鼓励华侨华人融合于泰国社会的一贯政策,改变为排斥性的歧视性的强制性的政策。最后,它将泰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与反华反共相联系,使华侨华人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迫害与压力,迫使不少华侨离开泰国,迫使华人华裔中断与中国的联系,甚至不敢承认自身的中国血统。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较,泰国的“排华”浪潮应该属“舶来品”,外源型的。理由有三;1,从历史上看,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泰国从未发生过“排华”事件。2,从思想意识看,20世纪初泰国才出现将华侨称为“东方犹太人”的言论,种族歧视的思想明显是近代由西方传入泰国的。3,“排华”浪潮发生、终结的时间均与国际形势相关。第一次开始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际,结束于日本战败之时。第二、第三次在两大阵营对峙、反共反华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而随万隆会议召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以及中美关系改善而终止。由此,泰国的“排华”浪潮具有以下特点:出现时间晚,持续时间短,仅限于政府行为、未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普遍行动,因而未殃及泰国接纳华侨华人的社会根基。

第四,温和的“同化”政策进一步提升了华侨华人融合于泰国社会的速度与程度。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泰两国政府秘密接触。寻求改善两国关系,泰国政府相应地调整了华侨华人政策。1955年7月政府劝告有泰籍妻子的华侨及其子女归化为泰籍,继而把归化的例费从400铢降为200铢,取消必须接受泰国正规教育的规定。8月修改兵役法,恢复对所有泰国公民都适用的服役规定,不追究祖先的血统。经济上废除“禁止父为外侨的泰国公民取得土地权”的特殊法令。1956年的新国籍法,将国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扩大到父为外侨的泰国公民和归化的泰国公民。41975年中泰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泰国政府决定放宽中国移民入籍的条件,凡每月收入在100美元以上,能说泰语,非政治犯的华侨均可入籍;并宣布加入泰国国籍后,即可享受公民权,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些法令法规不仅为华侨归化泰国提供了有利条件,更大大打开了泰籍华人及其后代参政的大门,即从法律上保证了华人华裔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1989年政府允许1959年以前到中国大陆的泰籍华人返回泰国探亲访友,甚至允许出生在泰国但已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华侨重新选择加入泰国国籍。

    第五,二战后的中泰关系是影响泰国华侨华人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

    1946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全权代表李铁铮与泰国总理兼外长社尼•巴莫签署《中暹友好条约》。这是自1854年泰国最后一次向中国朝廷朝贡以来,中泰官方第一次确立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中泰两国关系正常化极大改善了泰国华侨华人处境。华文教育和报刊得到恢复和发展,华侨社团活动自由,中国移民入境也无限制,加之中国政局不稳内战在即,导致泰国华侨人数迅速增加。根据泰国内务部移民局的统计资料,1945-1949年中国人移居泰国167,370人,平均每年33,474人。26不过,抗战后兴起的新“移民潮”持续的时间不长。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受制于美的泰国政府实行反共反华的政策,在国内掀起“排华”浪潮,1950年后中国人大批移居泰国的历史基本结束。这便是泰国华侨人口减少和人口老化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1975年中泰关系正常化后,因投亲靠友、经商、留学等原因,又出现中国人侨居泰国的现象,但因泰国政府实行严格的移民政策,1979年修改的泰国移民法规定,每年每国的移民额不超过100名,无国籍者不超过50名,泰国政府基本不对外国人发放移民签证,中国人移居泰国的人数十分有限,不能改变目前华侨人口的基本状况。

    此外,在1949-1975年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内,中泰两国不但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民间往来也受到严格限制。这无疑阻碍了中泰两国政府就解决华侨华人问题的磋商与协调,削弱了中国政府对华侨的关心与管理,割断了侨民与中国的联系,减少了侨民对祖国的依靠。

    第六,中国政府的的侨务政策和国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是促使华侨华人变化的重要条件。

    由于政治文化传统,历届中国政府都把所有移居海外的移民及其后代认作华侨,不管其在海外已数代或是否加入了居住国国籍。这种对海外中国人不加区分的作法,不但使政府的华侨政策不切实际,难以真正施行,以达到保护华侨合法权益的目的,相反为世界上的反华排华势力创造了借口。因为法律地位不确认,即使是数代生长在海外的中国人依然容易被居住国政府视为化外之民,国家民族分离的因素。二战后国民党政府把泰国华人华裔完全等同于本国国民,极力动员他们卷入中国政治,涉足中国经济的做法为銮披汶政府后来“排华”提供了口实。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逐渐严格出国审批制度和限制出国人数,从而结束了中国人大批移居泰国的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的开展土改运动、公私合营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华侨华人的思想与政治认同的取向。原先华侨发财后“衣锦还乡”,回家乡置田盖屋、光宗耀祖的打算难以实现了。泰国前国家银行行长黄培谦博士曾这样描述泰国华侨自1949年起的变化:“华侨虽断断续续汇钱返家去接济,但没有人敢孤注一掷,因为深恐惹祸害亲属被套上资本家,所以赚来的金钱也就大半积蓄在泰国,自置房屋,再不如从前一样去租厝,从前的华侨哪一位有汽车的就被称呼‘座山’,现在却遍处都有汽车买卖,大部分华侨子孙也得入泰校读书,入大学与泰人相交往来也逐日增加,有很多在泰校领受毕业文凭都甚喜悦,效忠及热爱泰国的气氛倍外增强。”27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内清理阶级队伍、严查海外关系等一系列迫害、排斥归侨、侨眷的极左做法更加严重地伤害了泰国华侨华人的心,令其有家不敢回,有国不得归,更加快了泰化的速度。1960—1969年期间形成泰国华侨归化泰国的高峰期,有3182人改籍,年均318人。

    197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泰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两国的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重申了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不赞成双重国籍的原则。中国政府的态度促使泰国政府采取更加利于华侨华人“泰化”的宽松的华侨华人政策,大大加快了华侨归化泰国的速度和融合于泰国社会的程度。1970—1979年形成华侨改隶泰籍的又一个高峰期与中国政府政策不无关系。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战后泰国华侨华人社会变化的总趋势是融合于泰国社会的速度快、规模大、程度深。这种泰国式的民族融合既是当今泰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促进因素,又是中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坚实基础。这对存在“华人问题”的东南亚国家和民族冲突频仍的世界应不乏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注释:

1、2、22,26,江白湖,《二十世纪泰国的华侨人口初探》,载《寨中学刊》,第99页,第90页,第90页,第105页。泰中学会出版,1994年。

3、5、11,12、26、《泰国潮州会馆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55页,第369页,第136页,第361页,161页,泰国潮州会馆,1998年。

4、查尔斯•艾夫•凯斯:《政治:泰国的种族》,转引自陈健民:《泰国的华侨与华人》,载《泰中学刊》,第46页,1999年。

6、思想者论坛《东南亚华族社会面临的问题》,载《中国评论,1998年,11月号,第76页,

7、伍启芳:《泰华妇女地位的演变与未来的展望》,载《新世纪的展望》,第14页,泰国世界日报编印发行,2000年。

8、9、10、鲁思•麦克维伊编著:《东南亚大企业家》(中译本)第56页,第60页,第8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13、24、《华侨报德善堂成立八十周年纪念特刊》,扉页,第35页,泰国华侨报德善堂,1990年。

14、伍青,《缅怀和效法蚁光炎热心办好教育事业》,载《纪念蚁光炎先生征文选集》,第29页,缅怀蚊光炎先生征文委员会出版,1999年,曼谷。

15、19、《华侨祟圣大学五周年校庆纪念特辑》,载《曼谷时报》1999年4月16日。

16、泰国《中华日报》,1999年11月9日。

17.史青:《瘙痒集》第226页,新艺出版社,1973年,曼谷。

18、周鑑梅,《全力发展华文、振兴华教》,第9页,《新世纪的展望》,泰国世界日报编印,1999年,曼谷.

20、刘醉书;《泰华报坛忆旧录之十一》,《世界日报》1999年9月22日。

21、审理泰国历史及印制历史、考古文献资料委员会汇编:《七世王圣谕汇编》,巴则•英塔詹蓬编辑,转引自《泰国及潮汕原籍的潮州人,第二时期,汕头港》第3页,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1997年,曼谷.

23、方明:《如烟往事从头说》,载《亚洲日报》,1999年10月21日。

27、黄培谦:《我的母亲》,载泰国《新中原报》,1999年11月27日。


上一篇: 积极鼓励引导海外华侨华人参与云南经济建设
下一篇: 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新发展及其原因

友情链接

侨联简介| 公告公示| 相关文件| 联系电话| 文件通知| 投诉建议| 法律声明| 网站地图